3月18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到访阿联酋,这是他自2011 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首次访问阿拉伯国家。就在几天前,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访问土耳其,这次访问也是以色列领导人自2008年以来首次前往土耳其,代表着两国外交关系在经历十余年冷淡后的解冻。

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冲突对抗、零和博弈构成了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特别是地区大国关系的核心特征,并呈现出阵营化、意识形态化、代理人化等典型的身份政治特征,形成了民族、教派等矛盾相交织的集团对抗,其主要矛盾包括以沙特和伊朗为中心的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对抗,土耳其和沙特领导的“亲阵营”与“反阵营”的对抗,进而形成了伊朗、土耳其、沙特三大权力中心,传统而另类的地区强国以色列则不断以复杂的竞合方式影响地区力量重组。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危机、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土耳其与沙特围绕支持和反对穆兄会的长期博弈,地区大国在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的代理人博弈都是地区大国对抗的集中体现。

2021年以来,复杂的内外因素导致地区大国关系出现积极的缓和势头,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土耳其与沙特、埃及、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关系,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的关系,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都出现了对话、缓和的积极互动。

总之,地区各大力量之间关系缓和,特别是逊尼派与什叶派、“亲穆兄会阵营”与“反穆兄会阵营”之间意识形态对抗的缓解,使得中东地区大国出现了尽管脆弱但又积极的国家理性,进而有利于长期冲突动荡的中东形成基于国家理性的地区秩序。当然,地区大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地缘政治主导权竞争、民族教派矛盾、围绕热点问题的分歧尚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消释。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以沙特和伊朗两大地区强国为核心形成的阵营化对抗构成了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格局的重要特点。双方的主要矛盾包括民族矛盾、教派矛盾、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以及双方在诸多地区热点问题上的代理人战争或竞争,但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是双方矛盾的核心。

第一阶段,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至冷战结束:双方主要矛盾是伊朗输出革命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革命的矛盾、波斯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矛盾,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立和两伊战争都与此密切相关。

第二阶段,2003年伊拉克战争至2010年“阿拉伯之春”前:双方主要矛盾是伊拉克战后重建、伊朗核问题,沙特、约旦等阿拉伯逊尼派国家提出“什叶派新月地带”概念,高度警惕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崛起的势头,“伊朗拥核”成为沙特最大的战略焦虑。

第三阶段: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双方矛盾集中表现是沙特与伊朗围绕阿拉伯国家转型,以及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矛盾;而2015年3月萨勒曼就任沙特国王后的冒进外交,以及2015年10月伊核协议的签署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加剧了沙特对伊朗政策的对抗性。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事件和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事件导致双方对抗阵营化、教派化、代理人化。

2021年,相较过去的长期对抗,沙特与伊朗的关系有明显缓和,并且经历了从彼此释放善意到围绕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举行对线月,沙特王储·本·萨勒曼公开表达了对伊朗的善意,表示愿意与伊朗克服导致地区分裂的分歧,共同促进地区和平。伊朗外交部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可以掀开互动合作的新篇章,克服分歧,实现和平、稳定和地区发展。”在沙特王储发出和解信息不到24小时后,伊朗外长扎里夫在阿曼会见也门胡塞发言人时强调,伊朗支持也门停火和恢复谈判。去年5月10日,伊朗首次公开证实,其正与沙特举行会谈,并称将竭尽所能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赛义德·哈提卜扎德在电视转播的每周新闻发布会上说:“波斯湾地区两个国家缓和紧张关系符合两国和本地区的利益。”

首先,沙特与伊朗关系的改善不仅有助于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还带动了伊朗与整个阿拉伯世界关系的缓和。

2017年6月5日,沙特领导阿联酋、巴林、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一起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卡塔尔实施制裁,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卡塔尔与伊朗关系暧昧引起了沙特强烈不满。2021年初,卡塔尔与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四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恢复邦交;11月,沙特王储访问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其他五个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

由于伊朗和沙特在叙利亚问题上各自支持阿萨德政府和反对派,因此伊朗与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盟友关系,直接构成了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反对阿萨德政府的原因之一。“从阿拉伯国家的角度来看,叙利亚与伊朗的关系为德黑兰提供了投射地区影响力所需的关键支点”,而“利雅得认为叙利亚最初的起义是分裂大马士革-德黑兰轴心,并且把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带回到阿拉伯阵营的机会。” 但伴随叙利亚危机的演进,沙特和伊朗的叙利亚政策目标均未能实现。因此,双方在叙利亚的对抗也陷入僵持。在此背景下,伊朗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关系改善,自然有利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关系缓和。2021年,约旦、埃及、阿联酋等越来越多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改善了关系。今年3月18日,叙利亚总统访问阿联酋,发出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信号,即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愿意与叙利亚总统重新接触。这显然与沙特与伊朗关系的缓和有重要关系。

在中东变局中,围绕转型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下文简称“穆兄会”)等伊斯兰主义力量,在中东地区范围内形成了亲伊斯兰主义和反伊斯兰主义力量的竞争乃至对抗。在此过程中,以埃及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而且成为中东地区力量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

自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穆兄会在埃及的发展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过程。总体而言,从2011年2月到2012年6月,穆兄会在选举政治中迅速崛起并掌握权力;2012年6月到2013年8月,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对立加剧,最终导致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并在此后把穆兄会定性为组织进行打压。

沙特等海湾国家反对穆兄会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现实的政治考虑。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发展模式角度看,沙特反对穆兄会的原因在于避免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成为中东地区的主导力量,并在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方面对海湾君主制国家构成挑战。从现实角度看,穆兄会力量不断在转型阿拉伯国家扩张的潜在影响,对于沙特无疑更具挑战性和不确定性,如果在世俗的军政权和穆兄会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沙特显然倾向于地区影响较小的军方力量,而不是拥有巨大地区影响和不确定性的穆兄会。

首先,围绕穆兄会的博弈是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传统保守伊斯兰力量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

其次,围绕穆兄会的博弈是导致海合会内部矛盾和分裂加剧的根源之一。沙特和卡塔尔同为海湾君主制国家和海合会成员,但双方在围绕如何对待穆兄会存在尖锐矛盾。最后,围绕穆兄会的博弈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伊朗与沙特对抗的影响,同时也加剧了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的对抗。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沙特与伊朗围绕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卡塔尔、黎巴嫩等国家展开持续不断的代理人竞争,而穆兄会因素也成为影响双方对抗的潜在因素。2021年4月以来,土耳其与沙特、埃及、阿联酋的关系均出现了缓和迹象。

去年5月和9月,土耳其和埃及进行了两轮旨在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探索性会谈”。由于土耳其支持穆兄会,2013年埃及和土耳其分别召回了驻对方国家的大使,但使馆未关闭,双边关系降级为临时代办级。2021年安卡拉多次发表对埃及示好的声明,并提出改善与开罗关系的举措,采取措施限制在伊斯坦布尔的穆兄会广播频道,要求其停止攻击埃及。2021年7月4日,埃及外交部长舒克里表示,土耳其政府已禁止穆兄会在土耳其媒体露面,舒克里称这是土耳其政府采取的“积极措施”,这将有助于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土耳其与阿联酋关系缓和成为土耳其与地区国家关系缓和的又一表现。2021年11月24日,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邀请,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本·扎耶德·纳哈扬对土耳其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王储自2012年以来首次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也是阿联酋与土耳其近年来首次高层会晤。据报道,与埃尔多安就地区局势等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还签署了涉及能源、环境、金融和贸易、技术、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10项合作协议,阿联酋还拨出100亿美元用于向土耳其投资。

土耳其与沙特、埃及、阿联酋关系的缓和有利于缓解地区国家围绕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和现实争夺,也有利于缓和海合会内部矛盾,同时更有助于地区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与土耳其的发展合作。

2021年沙特与伊朗关系缓和值得高兴,但双方在伊核问题以及一系列地区热点问题上的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目前双方竞争最为激烈的是也门的代理人战争,近期战事十分残酷。沙特和也门政府联军在也门战场重创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而胡塞武装则不断对沙特和阿联酋的境内外目标进行袭击。

其次,土耳其与沙特、埃及、阿联酋围绕穆兄会的矛盾缓解,但双方矛盾也未根本解决。

沙特与土耳其的矛盾主要是围绕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地缘政治主导权、转型阿拉伯国家发展方向、地区热点问题的竞争,是当前中东地区矛盾的另一主线。双方近几年主要围绕埃及穆兄会、卡塔尔断交危机、利比亚政治安排的矛盾,以及在红海非洲之角地缘政治竞争进行博弈。土耳其与埃及的矛盾主要源于埃及塞西政府废黜穆兄会穆尔西政权,使土耳其通过穆兄会推广正义发展党“新版土耳其模式”的构想化为泡影。

从目前来看,土耳其与沙特、埃及、阿联酋围绕穆兄会的矛盾缓解,但在其他问题尤其是利比亚问题上的分歧都未解决。

再次,目前地区大国围绕中东热点问题的矛盾主要是处在相对冷却和总体僵持的状态,但其矛盾分歧在本质上几乎没有变化。

在2021年,长期存在的热点问题呈现总体僵持与局部升温相结合的特点,如叙利亚问题、利比亚问题、伊核问题、巴以问题等新老热点在总体僵持的同时伴随着间歇性的冲突(如2021年5月的巴以冲突),而也门冲突仍在持续鏖战,并呈现复杂化和外溢化趋势,其背后的重要根源——域内外大国的深刻矛盾和复杂博弈,这无疑是对地区大国关系缓和的严峻挑战。

最后,中东地区大国关系缓和是迫于形势的权宜之计,还是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尚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基于历史和现实形成的中东地区矛盾和外部干预盘根错节,当前地区大国缓和关系虽有内生动力,但更多是针对美国中东战略的适应性调整。一旦美国中东战略调整失败以及关涉到自身利益的地区热点问题突变,就会重新激活地区大国的矛盾对抗乃至冲突。此外,长期对抗的伊朗和以色列的矛盾迄今尚未出现松动迹象,且伴随伊核谈判的重启更趋激烈。在沙特与伊朗、沙特与土耳其、土耳其与埃及、土耳其与以色列数对矛盾中,沙特与伊朗、沙特与土耳其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沙特与伊朗矛盾是核心矛盾,因此沙特与伊朗、土耳其关系的缓和更为重要。但由于这些矛盾涉及现实利益、意识形态和地区领导权等深层矛盾,其关系缓和也更加困难。

可以预见,在2022年,中东地区大国关系尤其是伊朗、土耳其乃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有可能继续缓和并有所突破,如沙特与伊朗复交、叙利亚重返阿盟等。但是,中东地区的缓和依然十分脆弱,地区大国围绕地区主导权、意识形态和热点问题的矛盾博弈,都仍将继续,中东国家内政、地区热点问题的任何突变,都有可能导致中东地区形势的逆转。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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